阳歧严氏宗祠

    中华严氏网 2012年3月22日 严氏家族


    阳岐严氏宗祠,仓山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阳岐村,始建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重建,1988年重修。宗祠占地572平方米,坐东向西。

目录
建筑布局
人文历史

建筑布局

  宗祠坐东向西,二进,依山而建,前后递升,两边设封火墙,内有门廊、屏门、前天井、前厅、后天井、后堂、边房等。前厅面阔三间,进深六间,用七柱,前廊后堂,穿斗式木结构,双坡顶。后天井铺石,后堂建于高台上,三开间,用五柱,双坡顶。

人文历史

严氏宗系
  据《阳岐严氏宗系略记》载,严氏先祖严怀英自唐末随王审知入闽,就择居于侯官县辖之阳岐乡,是为阳岐严氏开基始祖。世世相绳,历宋、元、明、清数朝迄于今,代有人才,可谓世家矣!至二十七世严复。严复(1845-1921)字传初,号又陵,又号几道,入船政学堂时改名宗光,进入仕途后改名“复”,晚年号愈老人。严复生活在清末民国之交的时期,社会动荡,清庭腐败至衰亡,辛亥革命风起云涌,都给了这位敏感的学人以巨大的冲击。他利用在国外所学到学说理论,开始从事大量的著述和翻译工作,力主“自由”、“平等”,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更鲜明喊出“天赋人权”的口号,频繁见诸报端,1898年,他所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出版,极力宣扬“与天争胜”、“保种进化”,在当时可谓是振聋发聩之声。严复的翻译工作十分严谨,提出“信、达、雅”三个标准,至今译界视为圭璧,其所译之西方巨著,有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论》、穆勒塞的《名学》、《群已权界论》,耶方斯的《名学浅说》,以及亚当斯密的《原富》,等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里,不失为唤醒同胞,挽救国家、民族的积极之举,严复不愧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启蒙思想家”。
  严氏而今外迁颇多,分布于祖国大陆各地,以及台湾、美国、日本等地。现代较负声名的有严叔夏(严复子)、严倬云(辜振甫妻)及作家严停云(笔名:华严)等人。

严复生平

  ★清贫的家庭
  严复,福建省侯官县阳歧乡人,1854年(咸丰四年)1月8日生。初名体乾,入马江船政学堂时,易名宗光,字又陵,后又字几道。父祖两代皆业中医,设医寓于福州南台苍霞洲。他的父亲振先给他启蒙教育,7岁时进私塾,9岁回乡在胞叔厚甫私塾读书,ll岁再至省垣,师事义序黄宗彝(少岩)。黄是个宿儒,著有《闽方言》一书,熟悉明东林掌故。他因平日求医,与严复的父亲成为好友。黄督课很严,所授不限于经书,但有抽大烟癖,严复日课毕后,常侍坐烟榻之侧,饱聆老师谈说宋、元、明学案及典籍,为尔后寻究学术打下基础。13岁时,黄少岩先生去世,病重时自荐其子孟修来家就馆。孟修幼承父学,此时已中了拔贡。教学未及一年,严复结了婚.接着父亲死了,家贫无力延师。
严复秉承父母之命与王家结亲。王家素慕其父振先先生的医术,遂以女配之。1868年春间完娶。同年6月,振先因抢救霍乱病人,受到传染,不治而亡。振先先生国学造诣很深,幼从其父学医,富有临床经验,所以自他继承父业之后,声名鹊起,有“严半仙”之称。
  当时南台岛一带乡人遇有疑难病症,无不踵门求医。据前一辈老人谈述,振先为人疏财宽厚,对于穷苦人家急症求诊的,从不计较报酬。他每天出诊各乡,途中须经过一座石桥,附近贫苦病人经常群集桥头,等着他的轿子到来,请求施诊,后竟成惯例。对于无力买药的入,他常常代付药费,有还就收,不还也不索讨。但他好赌博,时时进出赌场,由于赌术欠佳,有赌必输,结果弄得囊无余钱。
  当时南台岛各乡人家有发生急症的,常常雇轿夤夜来请他,到他家找不着,只得将轿子抬到赌场。有时正遇他输得无法脱身之际,病家只好替他理清赌债,拥他上轿而去。
  严复父亲死时,家里当尽卖光,还有余债,如何经办丧葬,确实难为了严家母子。他们在乡里没有一块田产,亲族中也没有谁肯借钱给他,幸好其父生前的病家,闻讯纷纷送些钱来,才解决了困难。当时好事者中还流传说,振先原是“医仙”,死后100天内那灵前的香灰,还可以治病。因此许多无知的乡民都来请香灰,照例送些香火费给遗属。
  父亲死后,严复和母亲陈氏、妻子王氏以及两个妹妹因生活难以为继,只得摒挡一切,全家搬回阳歧乡居住。在上歧一处狭窄河边,有祖遗房屋一座,他们分得两间住下,由母亲和妻子替人家绣花缝纫,得些工钱来维持生活。两妹此时年仅十一二岁,其妻王氏也只有十四五岁。严复平生对幼年丧父的回忆,一直是饱含酸楚的。民国初年,他曾为周养庵(肇祥)的《篝灯纺织图》题了一首诗,诗的前半段是:
  “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质券,赙钱不充债,陟冈则无兄,同谷歌有妹。慈母于此时,十指作耕耒。上掩先人骸,下养儿女大。 富贵生死间,饱阅亲知态。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五更寡妇哭,闻者堕心肺。……”
  这是当时情况的写实。

   ★进身海军界
  严复一家搬回家乡居住还没有几个月,船政大臣沈葆桢在福州创办的船政学堂招生,考取者衣食住全部由学堂供给,每月还可以领到4两纹银的津贴。当时一般子弟以猎取功名为目标,多半不肯报名应试。严复以家境窘困,前往报考,他母亲和妻子也都认为这是一条出路。考生除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外,还须有个绅商出具保结。
  严复出身平微,家庭与官商向无交往,只有他的胞叔厚甫是在乡举人,恰是“乡绅”身份,母子就去求他。不料这举人怕惹事,竟无情地予以拒绝。幸亏族中有个前辈给他们母子献个计,说厚甫是你们的胞叔,三代直系,祖宗相同,可蹒着他将三代名讳职业和厚甫本人功名经历照填保结,加上他一个私印呈送上去。若有对保查询,他是胞叔,怎敢当众否认。母子就按这个办法做了。
  据说后来此事终被这位举人发觉,曾破口大骂,扬言要具禀退保。母子为此痛哭跪求,才告平息。入学考试的题目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复新蒙丧父之痛,作了一篇情文并茂的论文,得到沈葆桢的激赏,以第一名录取入学。入学后,他按月将4两纹银的津贴,以2两供应家庭,2两留着自用。他和家庭勉强过着清贫的生活。22岁时生长子璩(号伯玉)。
  1871年严复以最优等的成绩从马江船政学堂毕业,派在“建威”帆船任练习生,这一年我国船政局自制的“扬武”军舰下水,严复调到该舰练习,遍历国内及日本各重要口岸。
  1877年,被派遣赴英留学,先进抱士德学院,后入格林尼茨海军大学学习、1879年学成回国,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
  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调严复任学堂总教习(相当于今之教务长),以道员吴仲翔任总办(相当于校长)。按当时官场惯例,总教习之类官职须以具有府道资格者充任,严复当时官阶仅是都司,但负学校行政及教学的实际责任。
  1889年,他报捐同知,经过海军保案免选同知,以知府选用,派为会办(相当于副校长),第二年提升为总办。
  1892年又经保案免选知府,以道员选用。李鸿章对水师学堂期望甚殷,责成严复悉力整顿,事繁任重。但他总感仕途蹭蹬,心中郁郁不乐,准备着手介绍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照他向所主张的“信、达、雅”三个标准,从事译述工作。在此期间,他连续三次科场失败,后于1893年返闽,应光绪癸巳乡试,希望博得一第,变为科举出身。
  正如他的长子伯玉在《侯官严几道先生年谱》中所述:“府君自游欧东归后,见吾国人事事守旧,鄙夷新知,于学则徒尚词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陈其害。自思职微言轻,且不由科举出身,故所言每不见听。欲博一第入都,以与当轴周旋,既已入其彀中,或者其言较易动听,风气渐可转移。”但遗憾的是,第四次科场又失败了。前此,他失去夫人王氏,中年失偶,加以国事蜩螗,自己又怀才不遇,用心益苦,神力交瘁。
  严复生前旅居在外,除乙酉、癸巳两次回乡应乡试外,一直奉母并携妻子(王氏死后,继娶江氏,又娶朱氏)住在天津。阳歧乡严氏族人过去读书的极少,多数是自耕农和手工业者,只有一两家开设小酒店或油盐店。
  自严复任职天津后,弟侄辈由于他的关系,出外就学的才多了起来。庚子八国联军进犯北京,严复全家由天津避难上海,那时随行的除了堂弟又甫外,还有族侄伯鋆、伯勋、家井、培南及阳歧同乡毛姓青年等。
  伯鋆曾留美专攻数学,后任唐山大学数学系教授、山西盐务管理局局长、福建盐务管理局局长等职;伯勋后来加入同盟会,曾和汪精卫等人谋刺过清摄政王,北伐后在国民政府海军部任上校科长;家井在京津开设“一和洋行”,经营铁路枕木及五金、纸张等进口业,发过大财,后因北洋军阀失败被交通部拖欠大批款项无法收回而宣告破产;培南以数学见长,民国元年严复任北京大学校长时聘他为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这些人大多是远族。他们随严复赴津时还都是青少年,均被安置在武城学堂肄业。
  由于这些人互相援引,族人就学就业于京、津、沪各地以及海军和铁路的,不断增多起来。至于和严复年龄相若的弟兄,则被荐入海军舰艇工作。但他们都因幼年失学,识字无多,知识有限,只好做枪炮生或伙夫之类的杂役。阳歧乡地少人多,平均每人占地仅6分 (阳歧土地向以6分为单位,称为“一工”)。自耕农受到土地限制,生活极端贫困,一遇天灾人祸即无所措手足。由于严复及其同乡弟子的援引,离乡外出的人日多,由同族扩大到同乡,后来在外的人远较在乡的为多,有些人在外已历数代了。

   ★治学严待人宽
  严复治学严谨,每晚他以打牌为消遣,散局后,照例要在灯下聚精会神地读书或写作,至午夜始息。1895年译成英人赫胥黎的《天演论》。此书原为授课之用,后公开行世。此书用进化论观点论述人类社会的演进,对当时中国思想界震动很大。以后又有大量译述行世。
  他对后辈的要求也很严格,无论读书写字,都要端端正正地坐着,反对躺着读书,歪欹写字,衣服要洁净,用具要排列整齐。并常以“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来告诫后辈。他提倡按部就班地学习数学,认为数学不仅是研究自然科学不可缺少的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数学,可以训练思想.使之条理化。
  他曾说,学过数学的人,尽管后来全忘掉了,但因头脑已得到了训练,谈话、写作和推理时就不至颠倒紊乱。一次,他的三子叔夏写信向他陈述在福州的读书情况,说正在阅读《近思录》,并准备用七年时间读毕二十四史及英文世界史云云。
  他复信说:“甚好,但此书不是胡乱看得,非用过功夫人不知所言着落也。二十四史及英文世界史尽七年看了,‘先生之志则大矣’(引《孟子》),苟践此语,殆可独步中西,恐未必见诸事实耳。但细思之亦无甚难做,俗谚有云:‘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得见有恒则七级浮屠终有合尖之日。且此事必须三十以前为之,四十以后虽做亦无用,因人事日烦,记忆力渐减。吾五十以还,看书亦复不少,然今日脑中岂有几微存在?其存在者依然是少壮所治之书。吾儿果有此志,请今从中国前四史起。其治法由史而书而志,似不如由陈(《三国志》)而范(《后汉书》),由班(《汉书》)而马(《史记》)。此顾虎头所谓倒啖蔗也。”(按:晋顾恺之字虎头。)
  他认为无论从事哪一门学问,都要有真正的知识,反对出言无实,陈腔滥调。叔夏少时有一次评介某青年诗人的作品,说嫌其太滑。先生曾就此发挥说:“言其滑,固然。但请问诗如何然后为滑?夫滑者,徒唱虚腔而无作意之谓也。诗有真意便不为滑。使无真意,学东坡固滑,学山谷亦滑,江西派乃更多不耐恶调也。”
  他晚年时,子女除叔夏留闽外,其余都在他身边,他和叔夏经常通信,要叔夏经常写家信,并答应他有信必复。叔夏写信署的日期,有时用公历,有时用旧历。
  他就在回信中指出:“刻下新旧两历并行,凡作家信,用新则纯新,用旧则全旧,不可乍阴乍阳,必致迷乱误事,汝前书皆用旧历,此信乃忽填新历日子何耶?又如朔、望、弦、澣及初几等字,皆旧历有之,不宜以书新历。”严复还经常告诫乡族子弟,不要游手好闲,不可作不务正业的惰民。
  他对有力而懒惰的人如乞丐、流氓以及僧道之流,都视为“国之惰民”,决不施舍分文。而对于无告的孤寡,却深为怜恤。1919年我父亲去世(他生前由海军炮手升至长江南北岸炮台台长),死时已欠饷多月,薪俸恤金都支领不到,索债临门,无法应付。
  翌年,严复回闽终老,见到我时,老泪横流,当即写一信给福建督军李厚基,述说我家寡母孤儿处境之苦。李厚基之任福建督军,是由海军总长刘冠雄荐于袁世凯的,而严复是刘冠雄最尊敬的一位老师。李接信,立即派人将款送来,清了债务。此时他还两次查问我的课业,并亲自教我读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和王勃的《滕王阁序》。
  严复在家内颇能纳言。一天,他的一只专用饭碗(精美细致,可能是个古董)被仆人不小心打破了,他顿时发起火来,斥责仆人,唠叨不休。他的次女琴(当时才十五六岁)见状,反问他;“大大(子女对他的昵称),天下有没有不破的磁器?”他顿时改容,不再说什么了。事后还着实夸奖这个女儿能“规父之过”。
  他对孩子们所表现的某种率真的举动,也会采取谅解的态度。例如,一个冬天的晚上,他的四儿璇(16岁)晚饭后踱进父亲书房,见案上放着一函《金瓶梅》(明版,共有三函),便倚案看了几页,心里有些不自在,暗想:这莫不是坏书,父亲为什么看它?便一声不响地把书扔进房内取暖的煤炉里。
  先生在外屋(正在叉麻将)发现有烟雾漫出,便向房里喊话,但不见回应(严璇已一声不响地溜走了)。我在北京读书时,发现先生放在书橱中的《金瓶梅》只剩了两函,一直不解短缺一函的原因,至后来严璇自国外回来对我说了上述的这件事,我始明白。严璇说父亲对此事后来并未追问责备。

   ★晚年思想倒退
  严复晚年思想开了倒车,列名“筹安会”,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后来送严璇去唐山大学肄业,时值五四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他却对儿女们提出青年不要过问政治的主张。在《书示子璇四十韵》诗中云:“内政与外交,主者所宿留;就言匹夫责,事岂关童幼。”他曾说五四运动是“举国方饮狂,昌披等桀纣”,斥之为猖狂的举动。
  他主张婚姻要遵古制,认为婚姻的目的,主要在于“承祭祀,事二亲,延嗣续,故必须承父母之命”。他对自己子女婚姻也按此办理,致使长子璩(伯玉)和三子琥(叔夏)都因包办婚姻而受到终身痛苦。其他子女都在严复死后才结婚,次女华严因信仰天主教进了修道院。
  严复早年相信“人定胜天”的道理,但对宗教、鬼神、命相、卜筮等事,却半信半疑,态度暧昧。从他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出他对佛教所持的观念。他写道:“无惧真为宝,非兹不得生。禅门讲座下,所得尽平平。国破犹能战,家亡尚力耕。升天成佛者,皆是有牺牲。”
  一次,伯玉为亡母王夫人忌日在北京法源寺设奠做道场,其弟严璇、严玷不肯接受和尚的使唤,不愿行跪拜礼,还说了一些牢骚话(受五四运动影响,反对封建迷信)。伯玉心中不快,写信到上海告诉他的父亲。
  严复即去信给璇、玷两子,大意说:凡事在还不能证其必有、也未能断其必无的时候,只能取存疑态度,不应简单地给予否定或肯定。做道场失礼,说明你们无知。信中最后说,此类事须“均衡判断”,“之所以难能可贵者在此”。
  我还听家人说,庚子义和团事起的那年,严复由天津逃出,避地上海,他的次子献于途中染病,由跟随的人轮流抱着逃难,奄奄一息,杯水难寻,在极度慌困的时候,严复时而喃喃念佛,时而向菩萨许愿,时而又静默祈祷上帝保佑。严复究竟崇奉的是什么,连他自己也说不出来,只是在无可奈何之际找个精神安慰罢了。
  他有个族弟彬亭,供职于海军界,以占卜著名。彬亭身故之后,严复在给三子叔夏的信中感叹道“从此无起课最灵人矣”。他63岁添孙,闻讯喜不能寐,立即悬灯燃烛,焚香拜祖。类似举动,不一而足。
  1917年6月1日,天空有一颗新星出现于牛女之间,光芒焕发,过于一等星。他明明懂得“自晚近星学家言之,固若无与于人事”,可是接着又说,“而其所可异者,独见于此时而已”,并吟出“可是耶和(指上帝)欲现形”的句子来。

  ★怀恋阳歧故乡
  严复对故乡极为留恋,他到66岁才得重返故乡。在此之前,他曾有《怀阳歧》一诗,表达了他对家乡景物的怀念。这首诗是:“不返阳歧廿载强,李垞依旧挂斜阳。鹅头山好浮佳气,碕角风徵簇野航。水鸟飞来还径去,黄梅香远最难忘。何从更作莼鲈语,东海如今已种桑。”他居北京时,还有“长安作客垂十年,梦想阳歧山一逻”的诗句。
  他和王夫人的墓,就选择在鹅头山。这块墓地是其长子伯玉在清朝任福建财政正监理官时为父母卜择的“牛眠”之地。伯玉亲自监督营建了这块墓地工程,到1912年底才将他母亲的灵柩安葬在这里。严复因事未得回闽,亲自写了“清严几道先生寿域”一块墓碑,直到他回福州,才亲眼看到自己的生圹。
  王氏葬后,先生就想回家看墓,尤以“洪宪”失败,因有声名之累,居常抑郁寡欢。1916年除夕,寄陈石遗一首诗有“乡思如潮不可缄”的句子。他回福州后,经常居乡,住在我家。居乡时经常拄杖在桔林河边散步,和父老们谈家常,讲农事。乡人求字,有求必应。当时阳歧有一家“福记”杂货店,因为先生在乡,竞由福州采办一批宣纸回乡应市,一时传为佳话。
  在阳歧乡,他徇乡人请求,倡议重建“尚书祖庙”,庙祀南宋参政陈文龙(南宋殉国忠臣,宋史有传)。他为建庙捐了1000元。督军李厚基以和他的关系,也捐了3000元,严复并为该庙撰写了许多楹联。庙门横额“尚书祖庙”四个大字,是他亲题的。倡建新庙的本意,只是鉴于阳歧乡地少人多,群众生活困难,通过营建庙宇工程和以后赛神演戏等事,可为本乡群众增加一些收入而已。这个庙里的神,是南台岛渔民最迷信的偶像,每年各乡渔民都要来阳歧祖庙进香祈福。
  严复于1921年逝世,时年67岁,诸子均未在侧,仅次女华严随侍。遗嘱除对财产作了分配外,并以三事敦嘱家人:一、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已轻群重。等语。据闻他生前经常与人谈道:“老夫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之八九殆与前不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并说:“吾垂老亲见七年的民国,与欧洲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欧人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大字。”
  严复的墓志铭,为其挚友陈宝琛所撰。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胡适之曾和我说过:“以几道先生在近代学术文化上的贡献,绝非清代遗老如陈宝琛辈所能窥测想象。伯玉以墓志铭之作,委诸陈老先生,殊不可解。”解放后,严复的鹅头山坟墓,经人民政府出资修葺一新,列为国家文物,予以保管,传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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