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古今姓氏，丰富多彩，数量惊人。1996年出版的《中华姓氏大辞典》中，收录我国古今各民族用汉字记录的姓氏一共有11969个，其中单字姓5327个，双字姓4329个，三字姓1615个,四字姓569个，五字姓96个，六字姓22个，七字姓7个，八字姓3个，九字姓1个。但是，据千龙网的消息报道，四川省遂宁市档案馆的陈历甫经过30多年时间，收集了19989个中国姓氏。然而这些都不能说是准确数字。因为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很难查清中华姓氏的准确数量。那么，这些形形色色的姓氏是如何产生的呢？我国记录研究姓氏的历史渊源流长，逐渐形成专门研究姓氏来历、发展演变及其与社会文化关系的一门学问——姓氏学。而且姓氏学又是与历史考古学、语言文字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以及人口普查统计学等领域密切相关的一门交叉学科。纵观中华姓氏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可以发现“姓氏是中国人一直使用的代表血缘关系的一种符号，代表中国几千年来的父系世代相传的一种文化”(袁义达)，她已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就中华姓氏源流的历史脉胳进行概要介绍，为洛阳的姓氏文化研究做一块铺路石。
一
　　据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华姓氏萌生于人类早期的原始部落，源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距今已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最早的姓氏是由图腾崇拜名称演化而来的。
　　第一个提出中国姓氏与图腾有关的是美国民族学家和原始社会历史学家摩尔根（1918－1881），他在《古代社会》一书的“亚洲大陆的氏族制”中，曾引用了一位叫罗伯特?哈特的英国人于1860年广州写给他的一封信：“中国人称民众为百姓……，意指‘一百个家族的姓’……现在，在这个国度里约有四百个姓，我发现其中某些姓与动物、果实、金属、自然事物有关，可以译为HORSE（马）、SHEEP（羊）、OX（牛）、FISH（鱼）、BIRD（鸟）、PHOENIX（凤）、PLUM（李）、FLOWER（花）、LEAF（叶）、RICE（米）、FOREST（林）、RIVER（江）、HILL（丘）、WATER（水）、CLOUD（云）、COLD（金）、HIDE（皮）、BRISTIES（毛）等等。在中国许多地方遇到很大的村庄，全村只有一姓。比方说，在一个地区见到三个村庄，每一个村庄住着两、三千人，第一个村庄全姓马，第二个村庄全姓羊，第三个村庄全姓牛。……正如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夫与妻不属同一部落（氏族）一样，中国人的夫与妻也总是属于不同的家族，即不同姓。”这就是说，中国人的姓氏与印第安人的图腾一样，具有相同的性质。摩尔根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注意到中国姓氏与图腾崇拜的关系，可以说思维独到，他的观点对于中国学者研究姓氏起源与图腾关系具有启发性的作用。
　　“图腾”一词系美洲印第安语，原意是“他的亲族”。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明确指出“图腾一辞表示氏族的标志和符号。”近代学者严复（1853－1921）最早把“图腾”概念介绍到中国，他所翻译的英国甄克思著《社会学通诠》中即有这一名词。严复以按语形式解释说：“图腾者，蛮夷之徽帜，用以自别其众于余众也。”
　　图腾崇拜是世界各民族普遍存在过的宗教信仰形式，我们中华民族也不例外。在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十分低下的原始社会，人们还不了解人类与自然物的关系，认为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物（如熊）、植物（树林）或自然物象（山川、雷电）有着神秘的亲缘和其他特殊关系，并相信这些“神物”就是他们的祖先和保护神，他们这个氏族就是这种神物衍生出来的。因此，每一个氏族都以某一种崇拜物做为本氏族供奉的神物与“标志”，也就是这个氏族的“图腾”。在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成果中，发现了许多姓氏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图腾崇拜的文物。如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器上绘有鸟、蛙的图案；仰韶文化的彩陶器上，除鱼、鸟、鹿、蛙等图案外，还有人面兽身、人首虫身的图案。这些都可能是氏族的图腾，即原始的“姓”的标志。在已发现的殷商甲骨卜辞中，也可以辨认出二百多个有“图腾”意义的族名。据文献记载，在我国氏族未期，各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在中原各部落中，蚩尤族以蛇为图腾，■族以鳖为图腾，应龙族以泥鳅为图腾。《孝经?援神契》记载炎帝“宏身而牛头”，表明炎帝部落以牛为图腾。《列子?黄帝篇》记载：“黄帝与炎帝战阪泉之野，帅熊、罴、貔、貅、■、虎为前驱”由此可以看出黄帝部落中有六个以熊、罴、貔、貅、■、虎为图腾的氏族。李玄伯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中也指出，古姓源于图腾：“姓即图腾的结果，在文字内尚能看见他种遗迹。凤—风姓之图腾，羊—姜姓之图腾，■—扈姓之图腾。”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华古姓渊源于图腾。
二
　　我们知道了中华古姓的渊源，还应该弄清姓与氏的关系。在先秦时期，中国的姓与氏既有关联又有不同。古人云：“氏以别氏族，姓以别婚姻。”《左传?隐公八年》里有一段著名的文字，是鲁国大夫众仲关于姓、氏本义问题的精辟论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此。”这就是说：天子分封有德者为诸侯，根据他的出生地（即氏族起源）而赐姓；赏赐土地作为他们的封国并以封地名来取氏。
　　氏的出现比姓晚，是姓所衍生的产物，即姓的支族。氏约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盛行于周代的分封制度。宋代史学家郑樵说：“三代之前，姓氏分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故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这就是说，氏是区分氏族的标志，也就是社会地位尊卑、贵贱的标志。而姓则是区分血缘的标志。由此可见，先秦时代人们对某人属何姓、何氏是必须弄清楚的。姓、氏两者绝对不能混淆。
　　以“氏”别贵贱的风尚，在从父系氏族社会到先秦时期这一历史阶段，相当盛行，形成“同姓异氏，一姓多氏”的社会格局。如炎帝神农氏本来是姜姓部落的始祖，但其后裔却有烈山氏、祝融氏，及齐、吕、申、许等氏族分支；黄帝轩辕氏为姬姓部落的始祖，但他的25个儿子，却分为12胞族（氏族）；太昊伏羲氏，少昊金天氏，本来是东方凤姓部落的首领，其后裔则衍生为凤鸟氏、玄鸟氏、丹鸟氏、青鸟氏、鸠氏、爽鸠氏、伯赵氏及“五雉”、“九扈”等24个“以鸟名官”的氏族。
　　氏的作用，除了“别贵贱”，表示出身地位以外，还有“别婚姻”，以限制婚姻对象范围的重要作用。早在周代以前，我们的祖先已有不甚严格的同姓不婚的习俗。《搜神记》卷十四记载：“昔高阳氏有同产而为夫妇，帝放之于崆峒之野。”可见■顼时已禁止兄弟姊妹间的血缘通婚。为什么同姓不可通婚呢？《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郑人叔詹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语》曰：“同姓不婚，惧不殖生。”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先早已在实践中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弊病。
　　随着父权制的确立和氏的形成，母系氏族逐渐被父系氏族所取代，所有的血缘关系，均有父系来确认。所以母系姓族之解体，父系氏族的兴起，成为姓氏演变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夏代的姓氏情况，因缺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不可多得。但据《史记?夏本纪》和《世本?氏姓篇》记载，夏禹为姒姓，其后裔以封国为氏的部族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莫氏、斟戈氏及有南氏、有寻氏等十余个姓氏。
　　商朝是典型的奴隶制王朝，国家机构已经形成，“胙土命氏”正式成为姓氏产生的重要途径。因而商代的姓氏较夏代大为增加，史称商氏有“八百诸侯”。文献记载的姓氏就有殷氏、来氏、宋氏、稚氏、时氏、萧氏、黎氏、空相氏、北殷氏、目夷氏、崇氏、周氏、杞氏、耿氏、微氏、箕氏、阮氏等，都是以国为氏，至今有相当一部分仍在使用。在《尚书?盘庚》中，将殷商贵族大姓总称为“百姓”。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朝代的更迭，贵族阶层失去了原有的封邑和地位，论为普通庶民，但保留了原有的姓氏，成为当今姓氏的重要来源，这也是后世历代庶民统称为“百姓”的典故。
　　周王朝的“宗法制”与中国姓氏制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宗法制源于父权家长制家庭。根据宗法制“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的精神，周王朝规定：只有嫡长子才是继承国王或爵位的唯一合法者，庶子即使比嫡长子年长或更有才能，也都无权继承。庶子虽然不能继承王位，但他们却可以得到次于王位的其它爵位。为此，周王朝依据宗法制的基本精神，又创设了“分封制”。分封制使一国之内分割为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诸侯国又产生了众多卿大夫采邑，采邑又被分成无数士的禄田。由于诸侯国、采邑、禄田的地名直接转变成了“氏”，使周王朝成为“氏”产生最多的时期。据史书记载，周初先后分封诸侯国71个，其中同姓（姬姓）诸侯国40个，异姓诸侯国31个。各诸侯又在自己国土内分封采地、食邑给同姓或异姓的卿大夫，而卿大夫则在自己的采邑封地内再次分封给同姓或异姓士人。这样自上而下一层一层的分封，一姓所出的支系越来越多，新的氏族也就越来越多，形成了一姓多氏，甚至一人多氏的现象。如周天子所封同姓诸侯都是姬姓，但因封国有鲁、郑、卫、晋、关、虞、霍、虢、管、蔡、巴、随之别，受封诸侯以国为氏，形成新的氏族。此外，还有以邑为氏，以爵为氏，以族为氏，以技为氏，以谥为氏等多种形式。比较特别的是同一贵族一生中因多次受封，出现一人多氏的情况。如鲁孝公后代展禽，因其先人字子展而得展氏，因受封于柳，而得柳氏，死后谥号为惠，而得惠氏。
　　“胙土命氏”的封建宗法制度，逐渐取代了氏族社会单纯的血缘氏族制度，由远古父系氏族社会中的族长制，演变为夏、商、西周的封建宗法制，标志着中华姓氏的日趋成熟和形成。
三
　　中国姓氏相别的制度，历经夏、商、西周三代，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尚未发生变化。到了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处于急剧变动之中，姓氏相别的制度发生了动摇。
　　公元前770年，周王室自镐京东迁洛阳，史称东周。自此，周王朝的实力与威望开始逐渐下降。到了公元前707年，作为中央政府的周王朝与诸侯国郑国交战，结果周恒王率领的中央联军（王师）大败，立国四百余年的周朝王室已降低到与诸侯国同等的地位。各诸侯国纷纷无视礼制，僭称为王，与周王朝分庭抗礼。在这种“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周王朝已不可能再分封新的诸侯，“胙土命氏”终被束之高阁。以国、以邑、以谥、以王父之字为氏的命氏盛举开始逐渐冷落。继之而来的是姓与氏的混淆错杂，典籍散失，世系无从详究，礼法弃之不顾。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华姓氏史上空前混乱的局面。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不久，汉又统一天下。作为维系周王室宗法制度重要标志的姓氏制度，终于随着王室的彻底坍塌而消亡。原先的王孙贵族沦为庶民和罪人。秦末农民起义中，一大批平民百姓，甚至刑奴、屠夫，如汉高祖刘邦、淮南王英布、淮阴侯韩信、舞阳侯樊哙等，均以推翻秦王朝，建立汉朝的显赫功业，称帝称王，位列公侯。社会大变动的结果，使往日的旧贵族沦为庶民，昔日的平民上升为新贵。“胙土命氏”的宗法制度荡然无存，“氏明贵贱”的社会功能也随之消失。作为宗族标志的“姓”与“氏”已无实质性的区别，姓氏仅仅成为表明个人及其家族血缘关系的符号。自秦汉以后，中国的姓与氏终于合二为一。这种姓氏合一的结果，使用以明贵贱的氏，完全融入原始的姓中，极大地丰富了姓的数量和内涵，成为当今中华姓氏的主体。
　　由先秦时期的姓氏有别，到秦汉以后的姓氏通用，姓氏合一，是中华姓氏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中华姓氏体系基本完善，历朝历代虽然有所变化和发展，但没有重大变化，传承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