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部五千年单姓通史的薛氏家族志

    中华薛氏网 2009年11月20日 网传


中国第一部五千年单姓通史的薛氏家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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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史无前例的考编了中国“黄帝世系图”——已往五千年来,对黄帝的衍传及其家族从未有过比较全面的世系图表,我们探索了薛氏家族与薛氏相关的其它兄弟氏族的渊源,在考查大量的历史文献后编制了史无前例的“黄帝世系图”,图中不仅显示了薛氏家族的历史渊源,而且也表明了黄帝衍传的家族主要成员,以及衍传至今的主要姓氏,在迄今一百个大姓中(1),绝大部分属于黄帝的嫡传后裔,为迄今的黄帝裔孙提供了有价值的考证。(族志54页)。
  二、四千年前夏禹封立的薛国是中国历史上立国最久的唯一国家——“奚仲为夏车正,禹封为薛侯,历三代(夏、商、周)凡六十四世……(《新唐书》)。”即薛国自夏禹立国至战国末期被“齐国所灭”为止,共享国一千七百七十一年。这不仅是“三代诸侯,莫之与比”,就是中国历代王朝也相形逊色。具有其独特而宝贵的治国安邦之道(族志1、58页)。
  三、四千年前薛氏始祖奚仲是中国古代“车辆”的发明者——《墨子·非儒》、《荀子·解蔽》、《吕氏春秋·君守》、《通志》、《淮南子·修务训》、《世本》,诸书一致记载“奚仲作车”。近年由李鹏总理题词最新出版的《绘画本·中国通史》上记载,也是“奚仲作车”。这是来自现代国家官方的考证结论。足证薛氏始祖奚仲确是中国古代“车辆”的发明者,也是现代汽车、火车、飞机、飞船等交通工具发展之父。(族志艺苑95、族志1、24、53、55页)。
  四、二千三百年前孟尝君推行了“养士取才”国策——占国时,孟尝君为薛国国君,“广集天下之士、食客三千人。”,当食客的冯驩替孟尝君收债时,假托孟尝君的命令,把债款全部赐给债户,博得邑民的真心拥护。当齐湣王藉故罢了孟尝君官职时,冯驩又到魏国游说,齐湣王又恢复了孟尝君的官职。当齐湣王再次罢了孟尝君官职而被秦昭王请去入秦为相,后又反悔而欲杀孟尝君时,食客中有“鸡鸣狗盗者”,献计闯关而逃。冯驩又说服齐湣王,恢复了孟尝君的官职,并“益以千户”。可见孟尝君推行的“养士取才”国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如今的“人才强国”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族志83页)。
  五、一千四百年前薛收、薛德音、薛元敬开创了“三凤文化”——薛收是秦王李世民的参军,薛德音是隋朝黄门侍郎,薛元敬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太子舍人。薛家一门三人,籍属河东,才学冠世,时人荣称“河东三凤”。薛氏家族以“三凤”精神为榜样,重视教学、培养后代。历代以“三凤”为堂名,海外各国薛氏社团组织,也以“凤”命名。历代出现了很多教学成才的典型事迹:“耕读传家”、“教子成才”就成为薛氏家族的传统门风。“三凤文化”为中国树立了重视和培养人才的崇高范例。(族志57、335页)。
  六、一千三百年前薛仁贵开创了爱国主义的“白袍文化”——薛仁贵是唐朝的爱国名将民族英雄,官至大元帅、安东都护、平辽王。终生喜穿白袍,因之,白袍即薛仁贵,薛仁贵即白袍。他为了保卫大唐社稷巩固和百姓安居乐业,戎马一生,出生入死,创造了“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一貌退万敌”、“良策息干戈”、“仁政高丽国”、“爱民象州城”等等赫赫功勋。其子薛讷,官至大元帅、宰相;孙薛嵩,官至六州节度使、平阳王;重孙薛平,官至太子太保、韩国公;玄孙薛从,官至上将军、河东县子。所有薛仁贵衍传的十二世裔孙四十七人和其它河东薛氏裔孙三百三十余位文武官员,为唐朝立国的二百八十九年,相继的二十一位皇帝尽忠报国,为中国历史的著名的“大唐盛世”建功立业。因此,“薛家将”是中国古代“爱国为民”的光辉典范。整个显示了以白袍薛仁贵为代表的爱国主义精神,闪跃着“白袍文化”的光辉(族志399-468页)。
  七、一千三百年前薛仁贵在象州的英雄史迹正史漏载——薛仁贵曾因部将不听指挥而兵败大非川,在被贬象州期间,协助州官,治政安民,首先平息了匪患,又动员富户救济灾民,当久旱逢雨之时,又率领农民拦水浇田,其它打抱不平、调解纠纷、敬老爱幼等仁风义举枚不胜举,州民感之不尽。当薛仁贵奉命再次出征离别象州时,州民当道跪留,哭声震天。当次年得知薛仁贵病故时,州民建庙建冢以祀,感恩戴德。已往正史漏载(族志423-43页)。
  八、一千三百年前薛仁贵在高丽的英雄史迹鲜为人知——笔者在抗美援朝期间,曾亲眼看到朝鲜老百姓,绝大部分穿的是白色衣服,就询问了当地的“阿巴尼”(长老),据说“我们穿白色衣服是为了纪念白袍薛礼(薛仁贵),我们很多州县还有薛礼庙。”当时部分志愿军还组织参观了平壤东郊凤凰山的薛礼庙。这与《新唐书》记载的薛仁贵在高丽“抚孤存老、检制盗贼、随才任职,褒崇节义,高丽士众,莫不欣然”是完全一致的。薛仁贵创造了中外历史上为占领国人民建立殊勋的历史奇迹。已往鲜为人知(族志艺苑96、族志400-414页)。
  九、考证了一千三百年前“征辽”是我国收复失地的正义战争——“征辽”或称“征东”,究竟是否是“侵略高丽”?长年争论不休,笔者进行了一系列深入地考证,得出一致的结论是:“高丽曾趁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动乱之机,占领了鸭绿江以西辽东地方。”又在以后由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题词新编出版的《中国通史》和《绘画本·中国通史》再进一步得到了确证。这就把旧史和“侵略高丽”的错误记载纠正了过来,把已往国史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了(族志404页)。
  十、一千三百年前薛令之开创了“三廉文化”——薛令之是唐朝开闽进士,官至唐玄宗的左补阙兼太子侍读,由于居官清廉,唐肃宗钦赐其乡:村为“廉村”、水为“廉水”、山为“廉山”。为中国树立了清正廉洁的光辉典范。其史迹由于年久,沉没无闻,经考古工作者发掘后,轰动了闽浙两地。国家有关领导十分重视,《人民日报》广泛进行了报导(族志353-376、387页)。
  十一、一千一百年前薛平贵、王宝钏的“寒窑”婚配是封建社会中实现婚姻自主的光辉典范——唐朝末年,薛平贵是将门后裔,青年英俊,武艺高强,贫而有志,伺机报国;王宝钏是相府千金,妙令美貌,智勇双全,富而不恋,择婿立家。二人互相爱慕,互许终身。王宝钏冲破了“三从四德”封建势力的束缚,甘愿贫苦与薛平贵在“寒窑”成婚,并在薛平贵率军出征时,苦守“寒窑”十八年,坚贞不移,终于等到丈夫凯旋荣归,享受到富贵荣华,体现了中国古代妇女勤劳、勇取、忠贞的高尚情操,成为封建社会中实现婚姻自主的光辉典范。古今中外,一致赞扬(族志475-486页)。
  十二、一千年前薛居正创修《旧五代史》,是我国《廿五史》之一辉映史册——薛居正是宋朝太祖赵匡胤的宰相,才识渊博,居官清正。太祖命其总修《五代史》。他明辨是非,贬恶扬善,又因距五代较近,纪事周详。司马光、胡三省著史专据薛史。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极力赞扬了薛居正治史的功绩。薛史主要认真总结了我国封建社会中五代分裂割据、军阀混战的史迹;揭露了军阀割据势力“征搜舆赋,竭万民之脂膏”的罪恶行径。为后人认识分裂割据军阀混战的危害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及后,欧阳修撰《五代史记》称《新五代史》,薛史则称《旧五代史》,同列国史,交相辉映(族志254、255页)。
  十三、七百年前薛仪忠心于元是蒙汉民族团结的光辉典范——薛仪是陕西韩城人,少有爱国为民大志,当蒙古元太宗皇帝窝阔台平定天下,将临陕西之际,薛仪亲率邑民迎之,太宗命其招降河东北山诸堡寨,薛仪冒险前往劝从,归者云集。太宗嘉其能,赐以符节,为千夫长。再命平定河南,以功命为祯州太守,在政十七年,政绩卓著,忠心不仁,既使邑民安居乐业,又得到太宗皇帝的充分信任,先后赐给圣旨十三道,金牌一面,给予嘉勉。充分体现了古代蒙汉两大民族是中华大家庭民族团结光辉典范(族志193、207、737页)。
  十四、六百年前蒙古族脱欢、脱火赤兄弟改姓薛氏是蒙汉民族融合的历史真迹——蒙古人脱欢、脱火赤兄弟,父名薛台,洪武中,归附于明,太祖赐姓薛,官至燕山右护卫指挥佥事。长子脱欢,赐名薛斌,从太祖起兵有功,官至都督同知,封永顺伯,世指挥使。斌子寿童,赐名绶,嗣伯。骁勇善战,军败弦断矢尽,犹持空弓击敌,敌怒支解之,后知其为本族蒙古人,遂惊叹吾同族人竟勇健若此,相与哭之。子辅孙勋,并嗣伯。勋子玺,嗣指挥使。薛斌弟脱火赤,赐名薛贵,从燕王起兵,屡救王脱险,官至督都佥事,封安顺伯,再进侯,予世卷。从子山嗣为指挥使。子忠嗣伯。忠子瑶,再嗣伯,瑶子昂,袭指挥使(据《明史·薛斌传》)。以上脱欢、脱火赤兄弟,仅有史可考者,延续六世一百二十余年改姓为薛,确是蒙汉交融的历史真迹(族志738页)。
  十五、六百年前薛季皋、薛仲皋兄弟南迁证实了明初“大移民”国策的历史功绩——元末战乱频仍,灾祸连绵,民不聊生,燕、鲁、豫、滁等地“赤地千里少人烟。”明初,朝廷推行大量“移民垦荒”国策。将稠密地区人口迁移到人口稀少地区垦荒,并给以资、种、牛、车、粮,免征三年。薛季皋、薛仲皋兄弟正是在这一“大移民”中,从山西芮城经由洪洞大槐树而南迁到河南孟县、济源的,迄今已二十余世,六百余年繁衍到一万余人。对当地逐步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起到关键作用。虽然这是“大移民”中数十万移民中的点滴事例,但却证实了“大移民”国策的总体辉煌业绩,使明朝的封建社会迅速发展,充分展现了此次空前绝后的“大移民”的历史作用。(族志232、233、738页)。
  十六、六百年前薛瑄开创了“理学文化”——薛瑄是宋代程朱理学的继承人,但其学术又超过了程朱,为明代著名的理学宗师,官至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是铁面无私的包公式人物。设教门徒遍于全国,教义延至五、六传之后。他的学说以“复性”为宗,更重践履,是中国言行一致理论联系实际的光辉典范。他临终前总结的“清溪”二大字诗词墨宝真迹,由笔者考查挖掘,并作《清溪》论文,敬献于全国召开的“纪念薛瑄诞辰六百周年学术思想讨论会”上,得到大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人民日报》广泛进行了报导(族志524-526页)。
  十七、揭开了六百余年国史上“建文帝失踪”之谜——建文帝名朱允炆,是明太祖朱元璋孙懿文太子第二子,朱元璋皇帝的继承人。建文初年“帝因诸王叔多有重兵而患之,即纳兵部尚书齐泰、翰林学士黄子澄策,密谋削藩”。而燕王朱棣,本来就对其侄允炆为帝心怀不满,就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夺取了政权,而“建文帝不知所终(《明史》)”。这就成了历史上一桩极大的疑案。笔者考查到浙江《绍兴松麟薛氏宗谱》记载:“我祖承原公讳智任明谏议大夫,会靖难兵起,从让帝(即惠帝、建文帝)披剃遁踪江湖……卜居于山阴松麟乡,连续三代,埋名隐姓,原地未动。”这就明白无误的揭开了国史上“建文帝失踪”之谜,为国史提供了重要补充(族志16页)。
  十八、恢复了六百余年台湾金门薛氏分支与福建福安薛氏总支的联系——台湾金门薛氏分支,由于历代动乱,竟一海之隔,就与福建福安薛氏总支失去了联系,自元末至今长达六百余年之久。经过笔者分别与福建福安薛宋清、台湾金门薛芳千、新加坡薛永传三人协商,发动四方联合考查,终于恢复了联系。金门方面派出了五十八人的恳亲团,回到福安廉村访亲拜祖,福安党政领导设宴招待,故乡族亲热烈欢迎。实现了世世代代寻根溯源的梦想,体现了海峡“两岸一家、根在华夏”的血缘亲情。《闽东报》、《福安报》进行了报导,福安电视台连续了三天播映(族志377、387页)。
  十九、清末薛福成开创了中国抗御外侮的外交新局面——薛福成曾任英、法、意、比四国外交大臣,胸怀爱国大志,鉴于清廷衰败没落,被列强欺凌的奇耻大辱,誓志改革,要求抵抗侵略,奋力自强。曾上书曾国藩,建议改革科举,裁减绿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后又以《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及改革内政外交《万言书》,献于清德宗皇帝。又撰《筹洋刍议》,宣扬变法,主张发展工商业,实行关税自主。中法战争期间,曾部署防务,击退法舰进犯。在任四国外交大臣期间,与英国谈判,订滇缅界务、商务,争回部分主权。又与英国交涉,在英属各地设置领事馆,保护了广大海外华侨的利益。薛福成是近代国史上杰出的爱国外交家、思想家(族志541-549页)。
  二十、民国薛岫清、薛笃弼父子是我国仁风义举清正廉洁的光辉典范——薛岫清高风亮节、于清末民初,鉴于连年荒旱,民不聊生,在任运城兴业钱局总经理期间,曾借巨款白银万元与河津县修筑三十华里长的汾河支渠,抽水灌田,不要利息,泽惠乡人。后又捐巨款白银千元,营救中共地下党员。其子薛笃弼曾任冯玉祥部队秘书长兼军法处长。提倡禁烟、禁赌、禁蓄婢纳妄、禁止妇女缠足等。冯玉祥“五原誓师”,薛笃弼任国民军总司令部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水利部长,对全国的水利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及后又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鞠躬尽瘁,成绩突出。笃弼思想先进,大公无私,明辨是非,弃恶扬善,移风易俗,除旧布新,和父亲一样,始终生活朴素克己为人,成为中国仁风义举清正廉洁的光辉典范。毛泽东曾赞称其为“野有遗贤”。其侄薛家驹(薛驹)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薛家骥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族志126页)。
  二十一、近代薛永黍为中国杰出的华侨教育家、南洋爱国华侨领袖——薛永黍原系台湾金门人,侨居新加坡,青少年时期受陈嘉庚先进思想影响,终生热爱祖国。为弘扬中华文化,在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华侨中学担任校长期间,始终坚持爱国办校方针,把南洋华侨中学办成了南洋华文教育的最高学府,成为南洋华文教育的奠基人。近二十年来为党的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在祖国危亡之秋,组织师生宣传抗日,支援抗日,晚年又领导民盟进行革命活动,组织以祖国紧缺的橡胶战略物资,暗中支援抗美援朝,被英殖民当局逮捕入狱,迫害致死,中国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一代伟人,长眠星洲(族志551-564页)。
  二十二、近代薛明全家在“文革”中血泪典型冤案是中国重大的历史教训——薛明是贺龙元帅夫人,几十年来与贺龙“相濡以沫”患难与共,为革命和建事业,有着辉煌的贡献。但在“文革”中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诬陷,残酷迫害含冤去世,一代元勋,星落神洲。株连儿女、亲属、朋友,甚至带过的部队。祸之所及,骇人听闻。薛明和儿女,被迫逐出京城,“贬徙”到边远地区,劳动改造。薛明被监囚在贵州:不准暴露自己姓名;不准与人接近;不准与人谈话;不准打听消息;不准联系儿女;不准向外写信;不准自己打饭;不准在外放风;不准晚上关灯等等囚规牢律,使薛明俨然成为一个疯颠的“神密老太婆”。后在邓小平拔正航向之时,贺龙得到了平反,薛明和儿女们获得了解放。这一血泪交融的典型冤案,实是中国重大的历史教训(族志136页)。
  二十三、近代薛暮桥的经济理论与工作实绩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决策性作用——薛暮桥是近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顾问、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早年就对旧中国农村经济进行了考查,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强调进行土地革命的必要性。在山东解放区担任民主政府领导经济工作期间,抵制了法币假钞对山东解放区的掠夺,打破了日寇和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新中国成立后,协助周总理,统一全国财经、稳定物价、改造私营工商业。后又协助李富春起草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建议。先后编写了《政治经济学》等近三十种有关经济建设的论著,总结了我国三十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历史经验,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决策性作用(族志565-583页)。
  二十四、缔结了海峡两岸薛氏胞裔的“亲情联谊会”——地处祖国北疆的黄帝世家薛氏文化研究会与台湾金门薛氏宗亲人,结成了“亲情联谊会”。研究会送给宗亲会书有“血缘情亲”的荣誉证书,宗亲会送给研究会刻有“血浓於水”的铜匾,并以一万余元人民币支援研究会会务基金。双方密切协作,为薛氏家族志成功出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体现了海峡两岸同胞向往祖国统一的共同愿望(族志320页)。
  二十五、薛氏司徒氏两族兄弟是姓氏间团结的楷模支援祖国建设的生力军——早在历史上薛氏与司徒氏两族兄弟,在海外异国,团结互助,情同骨肉。为了更进一步加强联络增进友谊,共谋族人福利,为族为乡为国作贡献,在很多国家成立了以“凤”代表薛氏,以“伦”代表司徒氏的“薛司徒凤伦公所”。并联合成立了“世界薛司徒凤伦联谊大会”。既是姓氏之间团结的楷模,又是支援祖国建设的生力军。为祖国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广东侨乡得到广东省、开平市各级党政领导的高度评价和优厚奖励(族志159、707页)。
  二十六、古代薛氏“二十八孝”的孝亲精神是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薛氏家族以“忠孝传家”,凡是薛氏历代的忠臣良将豪杰义士,莫不以“孝”为先。薛氏历代涌现的具有代表性的“二十八孝”,其中有“割股奉亲”者五人,“哀恸庐墓”者四人,“背亲避难”、“哀痛而亡”者各二人,“卖子孝亲”、“打虎报仇”、“裹粮寻母”、“哀毁踰礼”、“静心孝亲”、“以血调药”、“焚香顶头”、“禁肉念母”、“毁足护灵”、“死不离亲”、“赤足奔哭”、“母怒长跪”、“不忍食鱼”、“殒身成孝”、“孝感赏官”者各一人。比全国古有的“二十四孝”并不逊色。实为薛氏家族古老的孝亲传统。其中蕴含的孝亲精神至为宝贵,永远是薛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但对其中的有些不够恰当作法,应当批判地予以继承(散见于族志人物传)。
  二十七、历代薛氏流动迁徙和姓氏相互通婚体现了中华民族血缘上的大融合——由于中国历史上的不断动乱和天灾人祸以及求生、经商、任职等种种原因,薛氏在全国各地广泛流徙,与其它兄弟氏族友好相处,一方面在文化上经济上密切交流,一方面在相互通婚共同繁衍上,进行了血缘上的相互融合。虽然按照惯例,薛氏家族志承袭了父系社会以男为主的世系记载,但实质上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一个分支。各个族氏您中有我,我中有您,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血缘上的大融合(族志1-51页)。
  二十八、历代薛氏名臣奏议对治国安邦起到了重要作用——薛氏历代名臣曾有过一系列重要奏议,自奚仲“造车致远”起始,历代有“制诰治邦”、“辅政以贤”、“复兴殷道”、“修德治政”、“御边方略”、“宁缺勿滥”、“帷幄密谏”、“选贤任能”、“修身治国”、“隋亡之鉴”、“勤政国事”、“以德服敌”、“兵在用,不在众”、“无德不任”、“保疆之策”、“禁质和夷”、“举贤为忠”、“冒死惩贪”、“孝为至德”、“去欲戒奢”、“居安思危”、“抵制日本”、“制法构衅”等等高谋良策,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治国安邦政略图,不仅对所在当朝的政治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是如今治国安邦极其重要的历史借鉴(族志139-145页)。
  二十九、历代薛氏巾帼英才是“齐家治国”的重要力量——在三千年前的商朝末期,挚(薛)国女大任,嫁于周王季历为妻,以“胎教”而生周文王,这对于“大周之兴”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唐朝薛涛、明朝薛媛、薛素素,均是才名冠世的女诗人,荣称“薛女三才”。三国魏文帝之妃薛灵芸,容貌绝世,妙擅针线,荣称“针神”。唐朝薛元暖妻薛林氏,能教子侄七人,均举进士,荣称“一门七进士”。元朝薛兰英、薛惠英姊妹及清朝薛绍徽,俱为女诗人。近代贺龙元帅夫人薛明、河北省委副书记薛迅,均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优秀女共产党员。毛泽东主席曾赞称薛迅为“女中英杰”。如此杰出的巾帼英才,均是“齐家治国”的重要力量(族志129-137页)。
  三十、历代薛氏繁多的名胜古迹是华夏文明的“活化石”——由于薛氏历史悠久,名胜古迹繁多,分布全国各地,主要有“黄帝陵(陕西黄陵)”、“颛顼墓”(河南内黄)、“任国故址”(山东济宁)、“薛国故城”、“孟尝君祠墓”、“奚公山”、“奚仲造车处”(山东滕县南)、“仲虺墓”、“薛瑶墓”、“薛蒿墓”、“薛儆墓”、“薛平墓”、“薛瑄故里”、“薛强堡”、“薛通城”(山西万荣)、“薛仁贵故里”、“薛仁贵寒窑”、“白虎塔”、“射雁滩”(山西河津)、“薛仁贵拜将台”、“薛仁贵投军处”(山西新绛)、“薛端墓”、“薛翊墓”(陕西韩城)、“薛涛遗址望江楼”、“薛涛井”(四川成都)、“白袍庙”、“白袍冢”(广西象州)、“薛令之故里”、“薛令之墓”(福建福安)、“薛源沼墓”(广东顺德)、“薛礼庙”(朝鲜平壤)、“薛平贵寒窑”(陕西西安)、“薛福成故居”(江苏无锡)等一地一迹一史章,史史章章齐辉煌。这不仅是薛氏历史文化的真见证,也是华夏文明的“活化石”(族志23页)。
  三十一、历代薛氏众多的优秀代表更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国家的栋梁——薛氏自始祖奚仲起始,历代涌现的重要人物有:商汤左相仲虺、商武丁贤臣祖已、殷纣王贤臣祖伊、战国楚令尹薛倪、西汉千户侯薛鉴、御史大夫薛广德、东汉千乘太守薛汉、三国吴太子少傅薛综、隋朝诗人薛道衡、大将薛世雄、西秦霸王薛举、唐朝清民典范薛令之、冠世英才薛收、薛德音、薛元敬、民族英雄薛仁贵、书画家薛稷、诗人薛据、薛涛、文学家薛用弱、宰相薛元超、薛讷、北宋史学家薛居正、书法家薛绍彭、南宋金石学家兼文字学家薛尚功、学者薛季宣、明朝理学宗师薛瑄、医学家薛立斋、散曲家薛论道、女诗人薛媛、薛素素、清朝医学家薛雪、象棋国手薛丙、法学家薛允升、外交家薛福成、民国实业家薛南溟、水利专家薛笃弼、近代华侨教育家薛永黍、政治家薛驹、薛迅、薛荣哲、薛军、军事家薛明、薛毓芳、经济学家薛墓桥等,这不仅是薛氏优秀代表,更是中华民族精英国家栋梁(族志各章人物传645-680页)。
  三十二、薛氏家族志中现代薛氏新型的家庭文明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良好基础——薛氏现代家庭文明是建立在传统家庭文明基础上,存留于薛氏家谱族谱中的家规、家训、乡约、家教等,在宗法制社会中,发挥着约束族人的各种制度性规定,集中体现了薛氏家庭文化特色。在传统的家庭文化中,一方面培养造就了薛氏家庭世世代代的优秀人才,培育继承了薛氏家族祖祖辈辈的传统美德;一方面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封建主义宗法制度的束缚下,留存着悲痛残苦的烙印。迄今弃旧图新,改变观念,建立起新的现代化的新型家庭文明,使其在“夫妻和睦”、“孝敬老人”、“教育子女”、“勤俭持家”等方面,都有了根本性的大转变,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良好基础(见志681-705页)。
  三十三、薛氏家族志激发了海内外六百万中华薛氏儿女振兴祖国的积极性——薛氏家族志,发行到内蒙、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山东、辽宁、宁夏、甘肃、台湾、香港和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等海内外广大地区的薛氏族领及社团组织,代表了六百万中华薛氏儿女的共同心愿,一致表示无限喜悦和高度评价。一致认为薛氏家族志的出版,是薛氏家族的光荣,炎黄子孙的骄傲,是凝聚族人的核心,团结族人的纽带。只有如今“盛世昌明”社会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出版薛氏家族志的机缘。今后,只有决心在广袤的世界范围里,做出新贡献,才能使家族更加繁荣,使祖国更加强盛。
  三十四、薛氏家族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以志代谱”的成功范例——具有近三千年历史的中国家谱,是中国历史典籍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之大,是世界上少有的。仅尚存于世的就有数万种,是一个极为珍贵的资料宝库。对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传统的家谱,有其一定的局限性:范围狭小、年代不长、体例不全、内容简单。就是中国家谱收藏最多的山西太原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在收藏的二千五百多种的家谱中,却没有一部一个姓氏完整的历史文化的记载。薛氏家诗志弥补了这一缺陷,采取了“以志代谱”的写作方法,突破了几千年的传统模式,以使薛氏家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空前面世。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单姓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以志代谱”的成功范例。
  三十五、薛氏家族志是薛氏历史文化的综合载体,蕴含着“修身”、“齐家”、“治国”、“安邦”宝贵的历史借鉴——族志记载着薛氏家族的“造车文化”、“养士文化”、“胎教文化”、“三凤文化”、“白袍文化”、“三廉文化”、“治史文化”、“理学文化”、“三才文化”、“家庭文化”、“家谱文化”、“祠堂文化”、“祭祖文化”等等,充分显示了薛氏家族古老的忠国孝亲、尊祖敬宗、尊老爱幼、抑强扶弱、扶贫济困、弃恶扬善、重教爱才、清正廉洁、勤劳勇敢、诚实守信、崇文尚武、善良宽容、仁厚俭朴、注重传统、开拓进取、追慕先贤、造福后代的传统美德。综合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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