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五年六月，我在“四清”时期，对原平县张村一带的古文化进行了考察，现在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供考古和研究参考。

      一、   地理、地貌资料

      张村位于现在原平县治（原为原平镇）东北2.5公里处，东北为“磨头村”，东南为“东营村”，西北为“武彦村”。张村居三村之中心，辐射距离各1公里。村东通向滹沱河岸者有“毛家梁”和“碾坡梁”两条道路，西南通往原平者有“南泉”和“樊家玮”两条道路；西北通往“武彦村”者有“后河”，冀家卜“城道”（可通往沙城故名）、“大马地”、“西章玮”、“武彦大道”，“蒲圪通”等七条道路。道路的名称沿用时间很长，绝非近四、五十年所开踏之蹊径，但也绝非古代之通行大道，而是村与村之间和垄亩之间的便道。清朝以前的通行大道当在张村西南二至三公里处，即由原平通往崞阳镇（原崞县治）之大道。原平在明、清时没有驿站，介于忻口、崞县之间。沿路烽堠遗迹历历可见。

      张村方向为334o。崞阳原平一带的古庙、民居和崞阳旧城的方向均偏东，大约为320o—330o左右。根据我对地貌的观察，其方向偏东的原因，盖与当地山川走向有关。主要由于滹沱河的方向，在崞阳、原平一带为东南流。西岸高山、丘陵、台地等均顺乎此势，古人傍水而居，滹沱河沿岸古代遗迹不少，张村滨河当无例外。

      张村在原平川地、海拔700公尺，地理坐标东径112o3.5'与北玮38o7.6'，稼禾蔬菜较全。唯地势下湿，土薄风多，一般在地表下一公尺左右见水。每到春天，村中巷道行走需穿雨鞋，群众盖房、筑墙一般不挖基槽，土地冬冻成坼春天融消后又下陷，故房屋不固。这和历年来长城外沙碛南移有关。近年发现长城外草原跳鼠已蔓延到原平、定襄一带，原平附近小沙丘增多，滹沱河沿岸沙碛增厚，地下水位上升。1963年在武彦村出土之东周货币的层位即在距地表深不到一公尺之处，证明二千年以前战国时，现在的武彦一公尺以下还可以埋藏器物，当时的水位并不象现在这样高。而张村与武彦相距仅1公里，情况无区别。

      张村东南1公里东营村有二小山突起，象两个乳峰，上有明代的两个堡垒象油篓形，群众叫“油篓山”，象是远古洪水沉积之遗存。滹沱河之泛滥线，东岸到不了峙峪村脚，西岸到不了张村碾坡梁。而峙峪和碾坡梁均有古代文化遗迹发现，正合古人傍水居住的规律。这表明，东自峙峪西、西止张村碾坡梁东，在这0.5公里宽的河床中正是近二、三千年来（或更早一些）滹沱河泛滥游移的范围，而在此期间滹沱河没有改造。故而这一带古代文化不致有大的破坏。但是，由于地势下湿，地层不清，又给考古工作带来了困难。

      张村周围沙丘很多，通向武彦、通向东营村之樊家玮，通向原平的南梁均有沙丘起伏。视其迹象，乃为历年来风沙之堆积。这个结论获得的根据是：一为张村西0.4公里多的“弓进芝玮”（当地称坟为玮），存有墓碑一通，碑身大部沉埋沙堆中，只留碑额，经拔剔发现“大清嘉”三字。清代嘉庆时所立之墓碑，仅一百六十来年积沙即高2公尺左右。另一处在张村西约1公里处弓氏“南院坟”地（立祖者即该坟地最早埋葬的第一个墓葬为乾隆36年弓圣训），墓葬中有大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之墓碑已被风沙沉埋1.5公尺左右。沙丘坡度为0.8—12o。这就证明埋藏时的地表并不和沙丘高度相平衡。而是接近于现在的地表。因此古代的遗物保存在现在地表下者当属不少。

      二、   张村周围的古文化遗迹

      张村周围古代文化遗迹非常丰富，有的散见于地面，有的暴露在地层断面上，还有一些是古代建筑的遗存。

      由原平到崞阳镇的古道沿途明代烽火墩台很多，武彦村外南北距村0.5公里处各有一个。张村北靠村落亦有一个，其残高为4.13公尺，呈方形，直径为7公尺，方向18o。结构与武彦二台相同，夯层厚度12—26公分，接近根基处较厚一些。为平夯法、外砌以砖（砖大部已剥落）。从武彦南台附近瓦砾观察，可知台下原有一些简单的住址，而北台下除瓦砾外还发现炼锅残片和铁炼渣。这表明当时除了守望传烽而外，同时还有铸造兵器的活动。明代建国后，除了大事修筑内长城（边墙）而外，沿长城设九过重镇，在这些边镇又普立烽墩。“山西镇”系九边重镇之一。其长城西自保德县，经偏关、宁武、雁门关、平型关东达和顺。当时徐达为宣太总督时曾驻大同、阳高一带。原平崞阳“明代传烽崞县自芦板始”（即芦板寨）的记载。这一带墩台附近之瓦片与现在的瓦式接近唯稍厚一些，正反面均无纹缕，为明代遗物。

      更早的文化遗物迹更多，现在原平镇旧城外和原平县立医院门口公路侧，往往发现汉代和东周的绳纹瓦片。崞阳镇（原崞县城）东门外铁道两侧地面上和地层中都发现有汉代的绳纹瓦片和绳纹灰陶片，还发现了一个东周甑的口沿和一个甑单残片。还有西汉时期的窄边云纹半瓦当残片。和唐代莲瓣纹瓦当。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还采集到一个战国灰陶壶的口沿和鼎足。在武彦村曾于1963年5月，挖水渠时发现了东周时之布币2223枚，刀币2180枚，从货币文字中所涉及的地望来看，大部分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地名，如邯郸、柏人、蔺、离石、晋阳等（见1965年“文物”一期《山西省原平县出土的战国货币》）。武彦村南烽墩东140公尺处亦发现有汉代的陶片和绳纹瓦片、绳纱陶片、甑的口沿和壶的口沿。

      在滹沱河东，张村对岸的峙峪村于1964年9月，在赵家瑙高地挖地时曾挖出了一批铜器，现存省文管会，其中有一柄青铜短剑（已断为二截），剑身通长50公分，茎长10公分，茎有三复，为春秋晚期及战国时期剑的典型形式，上铸有“攻敔王光自作用剑”八字，“攻敔”即“勾吴”，光为吴王阖闾之名。吴国宗庙之器在现在的山西地区发现，有许多先例，在清代同治年间代县蒙王村曾发现过“攻吴王夫差之御鉴”。解放后万荣县后土庙也曾出土过“王子于之用戈”，王子于即吴王僚，（见1963年4、5期《文物》《万荣出土错金鸟书戈铭文考释》）。吴器在山西出土的原因，本文后面当谈及这个问题。峙峪村发现铜器后我们进行过勘察和钻探，发现赵家瑙高地是一个战国时期的墓葬区。地下还有十几个战国时的墓葬。战国时原平一带的地望属于赵国，而赵家瑙墓中以吴王之剑随葬，证明峙峪赵家瑙是一个赵国贵族的墓葬区。

       三、   张村古文化遗迹

      张村周围既有如此丰富的古文化遗迹发现，张村范围内也同样应该有古文化的迹象，事实证明确也如此。

      张村北的烽墩遗迹，和武彦村之墩台，两者虽有呼应但不在一条线上。东营村双乳山上有明代隆庆年间所筑的两个军事壁垒，名“双山堡”和张村烽墩同在滹沱河岸，这和明代当地军防形势有关。正与嘉靖二年立石“观间阁记”（现在张村小学）一文所说的“……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甲戍，猃狁匪茹深入为寇……”的事实相为印证，说明这里在军防上是很重要的。

      位于张村北偏东60o的方向，距张村东北角238.7公尺处有一坟地，名冀家玮，（图五）是一处古文化遗址。它的范围，东西宽度为189.7公尺，南北长度为227.5公尺（步表踏测，每步70公分）。这处遗址的内涵比较复杂，最多的是明代的瓦片，计有板瓦和筒瓦两种，板瓦厚2.5公分，宽21公分；简瓦厚度为2.9公分，宽度15公分，两种瓦长残不清，瓦片正面无纹缕，反面为布纹。其次为唐、宋间的绳纹砖残块，厚度为6.5公分，宽度为14.5公分。还发现了一个唐代釉陶器底。社员弓富禄同志在这一带挖地时曾刨出一个北魏灰陶小瓶，通高13公分（图六）。比较早期的有汉代的绳纹陶片和绳纹、方格纹瓦片，也发现了和崞阳东门外同样的战国灰陶壶口沿，比较有意义的是还发现了战国深盘豆的残片（图七），冀家玮最老的一幢墓碑为明万历34年（公元1606年）3月所立的冀明山墓碑（已仰仆在地）。由此可见，冀家玮一带，可能从战国，经汉唐一直到明万历以（公元1932年）已属于弓姓了，现在的墓丘立祖者为民国21年追立“前清恩荣寿官显考弓继绪配王氏合葬之墓”碑。冀姓墓碑仅剩冀明山墓碑了。值得补叙者，是在冀家玮曾采集到一个蚌质镰，上有二孔，均呈马蹄形（图八），时代当为更早，但断代根据不足，有待以后解决。张村冀家玮战国文化之发现，在学术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在时代上已经和武彦的战国货币，以及峙峪的战国墓葬相为吻合，文化性质连在了一起，对说明原平、崞阳一带的古代历史意义颇大。可以纠正《山西省原平县出土的战国货币》一文中谈到货币被埋藏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武彦村仅系战国的交通要道和当时军事活动有关系的推测，根据今天的材料看，这一带在战国时代是一个繁荣的政治军事中心，不单纯是有关军事活动的交通要道。

      峙峪既有战国的重要墓葬区，而当时相应的生人活动的地点一定不会很远。可能在滹沱河西一带平原即原平、武彦一带。《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谓：“原平故城，汉原平县也，在代州崞县南三十五里。”张守节所说的汉原平与现在原平的地望正相吻合，从这一带汉代瓦片陶片非常密集的情况分析，张守节所引括地志的记载是可信的。现在的原平镇旧城仅一短街，不象汉县规制。汉原平古城大有希望在这一带发现。近代考古资料证明，汉代的县城有很多是在战国城邑的基础上扩大的。如汉代扬县（在山西洪洞）即东周时羊舌邑；汉代临汾县（在山西汾城赵康村一带）可能是东周时绛邑；汉代安邑县（在山西夏县境）即东周魏都之安邑。只要我们进行细致的工作，一定将会在这一带找到峙峪战国墓葬同时期的古城遗址。

      张村东不到一华里处碾坡梁也发现有汉代的绳纹陶片，还发现了一个东周时期夹砂红陶鬲足（图九），碾坡梁离冀家玮很近，它们之间的关系还须进一步了解。

     四、张村一带古代史探索

     张村一带居民的历史由来久远，据地面采集的资料和史料对证推断绝，东周时就可能成为居民点，赵武灵王20年以后赵国的版图扩大到现在的内蒙托克托一带，而“代”地由赵国北鄙已变成了内地。这一带就成为赵国的一个重要地方了。如果不是这样，张村隔河相对的峙峪就不会发现有吴王光剑随葬的墓葬即赵国贵族的墓葬。东周时，晋国为在南方对付楚国，而专门培养吴国，寿梦所以能称王而“通于上国”都是仰仗晋国的力量。春秋末年，吴国被越国消灭以后，延陵季子之后（吴季札封于延陵，而称延陵季子，其后人遂姓延陵），纷纷逃往晋国特别是赵地作官者不少。在赵襄子时有延陵钧，赵孝成王时有延陵玉，一直到西汉时，代郡还有延陵县之设置。因之，吴国后人把它们的宗庙之器带到赵国而为赵国贵族随葬是可以理解的。从各方面的线索，如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和搜集的资料判断，张村一带在东周中晚期属于赵国的土地是无疑的。应该肯定，张村一带的居民大致从公元前458年左右或307年间起，两千多年来瓜瓞绵绵人烟未断。至于张术之名从何时而始？现在的张村和冀家玮文化遗址究竟有什么关系？根据仅有的材料，可作一次初步的探讨。

     就近者言之，张村老年人传说，冀家玮原是古代的“万家庄”，是明初常遇春用火烧的。在张村附近各村都有“火烧万家庄”的传说。《续修崞县志》（光绪八年版）卷八《志余》记载：“明太祖洪武元年壬申徐远遣付友德、薛显将步骑邀击贺宗哲军于石州败之，崞、忻、霍、绛、猗氏、平阳等处皆平。”注曰：“相传明师至崞弗下，乃退屯于万家街，敛兵十日不出，城守稍懈，陡焚万家街而纵兵攻城，州牧惧而遁，师攻北门而入”。这就是所谓“万家庄”或“万家街”仅有的文字记载，而不言常遇春事，惜未见正史而且注者亦据“相传”书之。以今日地望考之，原平西南有村名“柳巷”、“半坡街”（即平地泉），均仿佛城市之名，而这一带也可能有一个“万家街”，这些地名表明古代（当不太远）这里也确有大的城市存大，但是冀家玮范围不大，不能屯大兵，瓦砾中也未发现过火烧的迹象。假若有“万家街”的话，冀家玮实不足以当之。

     张村这个地名，可以断言在明洪武以前确已有之。据张村南梁东道清代光绪5年（公元1879年）所立之弓氏南梁祖坟碑文记载，弓氏原籍为静乐县柳子堰，明代洪武甲寅年（公元1374年即洪武7年）迁至代州崞县西镇村，后嫌该地“风土浅薄”，又移至“张村”“盖取弓长之义”，因为宣德7年（公元1432年）弓氏曾捐助过军粮四十石，于丙辰年（1436年明正统元年）奉旨授南梁沙滩荒地约十倾……”云云。从这段记载了解，最低限度从洪武7年到宣德7年的58年中，张村之名已经有了，但此名由何时开始？尚无材料。南梁光绪年间所立之碑，追述到弓氏祖茔曾有嘉靖28年（公元1549年）、万历26年（公元1598年）、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所立之碑，虽然碑已散迭，但光绪立碑时仍可以据以引证，故光绪时碑文中之叙述是可凭信的。另一个问题是洪武至宣德年间所说的张村，是否即现在的张村？据一些资料看是有怀疑的。武彦村南、北之烽墩均各距彦村0.5公里，张村之烽墩却紧靠村落，甚至还凸入村界，不合当时规制，墩位且在村之背阴，不易与其它烽墩呼应。由此推断，墩台之设。应比现在的张村其时尚早，张村之设当在明代早中期或中期。从“观音阁记”碑文中看到，正德九年，在“猃狁匪茹深入为寇”的时候“都察院总制陈、奉命来邑筑堡以保障生灵……，张村在邑之南也……，相其高原得中央一隙地，东西四十一步许南北四十九步许，以速度筑削之役……，名以张威堡……。”碑文告诉我们：

    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

    1、这里有个张村；

    2、张村附近有个高原；

    3、在高原上筑了个堡垒，堡垒大致有50平方米左右；

    4、堡垒叫张威堡。

     那么张威堡的痕迹、观音阁的痕迹何在？我认为现在的张村就是在张威堡的基础上扩修而成的。现在的张村小学原为“佛堂”，乾隆12年（公元1747年）重修佛殿记碑文和雍正5年（公元1727年）碑文亦称“张村旧有佛堂”，此称“佛堂”大有可能即原来“观音阁”旧址。我认为原来的张村即在现在冀家玮所在，当时现在的张村比冀家玮地势高燥，“观音阁记”碑文中所说“相其高原得中原一隙地”者，现在的张村当之甚为适当，冀家玮比现在张村地近河而低湿，自从正德九年筑张威堡，以后军事堡垒逐渐变成居民点，原来张村的人避湿就燥逐渐西迁至此。张村附近“东营村”者，亦是如此，原来也是兵营。军事作用逐渐消失后就变成一般的村落。张村由冀家玮迁到现在的村址以后，原来张村的旧址即荒凉下来，直到万历年间就变成坟茔了。

     现在张村东北之关帝庙，在旧张村时为福胜寺，到新张村于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改建为关帝庙，故现在关帝中乾隆四年碑记中云“……村东越转武有昔所云福胜寺者，代远年湮……”而成化2年（公元1466年）所立之“福胜寺记碑”（在关帝庙殿檐下）文中不说寺在村东，而说：“张村中有古寺”，这些记载对进一步研究原平县以及张村一带的历史都有可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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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由全国著名考古学家张颔先生发表于《晋阳学刊》1981

    年第二期第27—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