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1981年8月出生，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人，福建新闻界名记知名媒体人 闽商网总编、《海峡都市报》记者。曾在《人民日报》深圳记者站、福建《东南快报》、《海峡都市报》等多家媒体任职。2010年被网络媒体评为“中国十大记者式作家”。2012年荣获“三地新闻记者青兰著作奖”。

国家社会需存大善才现大思想

   《人文理想》终在百转千回中来到我们现实世界，但我并不想持绝对赞誉化，因为那样容易给人错觉“自我主义”；但我也不赞成莱维纳斯那样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他者”的意见绝对化，让超存在的、超感性的“上帝观念”来主宰自己的一切。

   我一直坚守宇宙规律亘古恒一，即安全有序存在，只是万物表象不同而道理相通，这也折射人类社会，人人面像不同，然善慧同归一处是也。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宋明道学，一直视天地万物息息相通，由此构成“万物一体”之说，王阳明的“一体之仁”可谓此说之典型代表。无论传统的“万物一说”，亦即“天人合一”说，都在教我们万物彼此之间息息相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之理，即人类需遵宇宙规律而存，但在古代限于科学的滞后，我们祖先便发现墓地风水学和阳宅风水学，易经预测术、大六壬、奇门遁甲、梅花易数和相面术等诸多历史方术，这些方术至今仍被流传，足见其遵循了一定的宇宙规律，但也有其历史环境的认识局限问题，此篇暂且就此不作过多讨论。

   回到中国传统哲学重彼此浑一，人我之间无有限隔，这和西方莱维纳斯强调有整体之外的观点正好相反，莱维纳斯认为必须承认他人的独立自主性，即承认他人的不同性和自我存在尊严。通俗一点说，在整体之外，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但统归一个善念整体，这也是西方人权说发展的一个基因。莱维纳斯哲学观点之用心和希伯来文化尊重他人的理念，确实值得我们珍视。我认为，中国的整体是和而不同的整体，即内因相通，“同一”但不“唯一”的整体，如果我们中华文化如能对万物一体相通的思想再增添一点敬畏的宗教思想，对各种善念个体自由的尊重，那么我们必能更放异彩，这需要一种博大胸怀的大善，才能去开创这么一个诸善异彩的大局面，国家社会进步的大辉煌。

   比较中西社会发展，尤其是在教育和学问方面，我一直有某种“错觉”，一是中国人的个人价值是由其在所处社会群体中的地位来决定的，这也就是平常所说的身份，如“在什么位置说什么话”者流。必须承认，人不可能离开社会而孤立存在，宗是隶属于某种社会群体，具有某种社会身份，或为农民，或为工人，或为平民，或为高官。这在封建等级社会中，则或为统治阶级，或为被统治阶级，或为王侯将相达官贵族，或为贫贱草民下等百姓，如此众多。我把这种社会里的人称为“属性化的自我”，即你的价值在于社会属性给予你的价值，而并非是你的开化、开明、自身善慧创造的自我价值。这就造成了我们的社会，几千年里缺少自我的独特性，亦即个体化的自我价值，比如在中国历朝历代，大人物往往都有其王侯将相达官贵族的社会背景，而仅存的一些文史哲文明艺术创造，也往往是“大人物”被贬后的创作成果，一代儒圣孔子，一生坎坷流浪，才在颠簸的人生中悟出文化圣语。

   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国家社会里面，每个人从“我们”到“自我”，既是一个民族整体文化发展进步的道路，又是一个个单体人生的进步求索历程。初级的社会思想，人生只有“我们”，而没有自我，就像孩童，他是以“我们”而存在这个世界；到了中级阶段，我们渐渐认识到“他们”，从单一的“我们”思想走到“互倚型自我”，“我”为主，“他”为客，此时二者仍是互倚型尊重，即你尊重我，我尊重你。道德高尚者则为“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到了社会高级阶段，“他同化于我，我即是他。”回归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终极思想境界，不再视他者为工具，为“我”的异体，“他人”是不能为我所用的，是不能被自我所同一和同化的，他和我一样，同时是社会、国家、世界，我们只是在这个时空相遇相知相感。如果人们能达到这个境界和层次，那么这个民族、国家和社会就会包容一切诸善，诸善也必将在这样的环境中同放异彩，光芒万丈，流传千古。

   儒家一味强调把自我湮没于社会群体，其心目中惟社会群体为尚，而忽视自然，忽视人类社会进化，此乃中国传统文化忽视自然科学和现代民主文明的原因之一，因为社会没有自我去开拓新的思想疆域，只有“我们”自己闭关锁国，怀揣万世泱泱大国美梦，结果历史以无情的教训告知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为何落后？因为我们只有教条僵化的“思想群体”，而没有开化创造的“进步自我”。无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还是文学艺术成果，靠固步自封只能停滞不前，靠排斥诸善只能越发落后。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道教，道教淡泊名利，不把自我湮没于社会流俗之中的思想，是与其把自我突出于自然之上而主宰自然的思想紧密相连的。可惜道教这种近乎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的观点，并没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而得到全社会发扬，从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并没有从道教出发而发展出像西方文明那样的近现代科学。再有就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船山先生确实有突出个体性自我的思想倾向，但也只是星星之火终未发展成其燎原之势。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来看，真正突破这种融自我于社会伦常关系或宇宙自然之整体的旧传统，乃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情了。龚自珍不相信“道”和“太极”，认为“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是一切之主宰，魏源公开反对几千年来统治人们思想的“群体思想”，认为它不足以“制国用、靖疆围、苏民困”。梁启超更是明确提倡学习笛卡尔的“我思固我在”；他还极力推崇康德思想，主张“非我随我，乃物随我”。

   记得200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我有感而发“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不敢忘却自己是青年”一文，今已刊入《人文理想》一书。仅以自己十年新闻生涯为例，在单位和社会中，人们往往谈“落后的集体”毫无羞耻感，谈比肩《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则人多嗫嚅。因为“落后的集体”耻辱，往往不属于个人，而去追求理想，超越卓越，则需个人付出千倍百倍的努力汗水。一个单位况且如此，放置一个社会、国家、民族当亦如此吧。朱滢先生说，中国人总爱随大流，不敢见由己出。朱滢先生指出的现象，我想正是中国人往往喜欢湮没“个体性自我”于“属性化自我”之中的老顽疾吧，这与台湾柏杨先生的“酱缸文化”不期而遇。

   清代画家松年说过：“吾辈处事，不可一事有我，唯作书画，必须处处有我。我者何？独成一家之谓也。此等境界全在有才。才者何？卓识高见，直超古人之上，别创一格也。”处事待人，确实要有儒家所讲的“仁德之公心”，“不可一事有我”，这里的“有我”，是“私心”之谓也。但作进步学问创作，发明创造造福他人、社会、国家乃至世界，则“必须处处有我”，这里的“有我”，乃独立的个体性自我之谓也。只有全社会都大力倡导这种“个体性自我”的出现，才能超越世俗功利关系中的“思想群体”，就像明代思想家李贽所说的“童心”和“真心”。反之，见利忘义，人云亦云，趋炎附势，那就只能将社会造成一个“小人利同而心不和”的结局。中国人往往担忧，“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想，这也是我们国家缺乏创新的肇因之一。为了我们的社会更文明进步，为了我们的国家更富强伟大，我们这一辈人不妨多提倡“一枝独秀”，正是有无数的“一枝独秀”自我存在，才有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满园春色”整体繁荣。

文以载道！天下才能真正向善

   追溯历史，天下文章，自周季以降，呈现大变化之因有四，而秦火不与焉。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罢黩百家，是为经术排外之世界。学官竞力，专经之士奉一先生之言，愿为之尸，冀为后世终其身不敢祧，是为经术封建之世界。东汉以还，专门之学衰，士趋功令若鹜，马融、郑康成为之魁，网罗众家，折中于一轨，海内巨然宗之，至唐后近千年，循辙如一日，是为经术一统之世界。然作文者，文能载道，天下向善！故文骨之魂，莫下花俏之言，从献媚之势，闻功名利禄若鹜。历史再促良知，文人闻天下万世之公言，而非一人一派一宗之私言也，故杨雄，汉之通儒者，作《法言》以象论语，作《太玄》以象《易》，而后儒之议雄者，议通者，议陆王者，后先接轨，迄于今不衰，名垂千古。

   但诚秦皇举百家之言非秦法者悉烧之，古今中外绝非一代明王之善所为。因必有果，排斥诸善者文，封建也；唯我独尊一统者语，专制也。文以载道，载道者文亦大同哉！如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顺阴阳、明教化，修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师仲尼以重其言；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合于尧舜之克攘，《易》之嗛嗛，一嗛而四益；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理制；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正所谓道无所不该，不所不在，无所不存，此乃文之载道，天下向善之必备客观条件，一人一宗一派闻一道之基因，汇聚成阔，呈现道之全貌也，道貌宏伟，涵盖宇宙，但以小见大，以理见穷，以规律见宇宙，人类概焉。

   学者以文载道，顿天下向善，一片安然！德与言，志与诗，道与文融为一体，开通民智，启迪善生，为孔子以降历代中外思想哲学家所关注，并从古今东西的高智善存者中辨别德与道，辞章与器识，历史与规律息息相关。比如周郭颐的“文以载道”说，“美则爱，爱则传焉！”又如孔子“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之旨。就算是极喜作诗的邵雍，也有“曲尽人情莫若诗”之赞，以诗歌来反映天地万物自得其间的和乐心境。二子以道为本，程颐提作文莫害道，伊川以志意之端肃为重，强调道毁于无实花俏之蔽，朱熹主张“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无不是往圣先贤的智明圣愿。

   然道者何？两宋道学视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的生息与流变、秩序与结构，无不为本源之“道”，大全之“理”所统摄和贯注；虽然道与器、理与事并非截然二分，而是一种“即”的关系，不过其间仍有主导与配合之别，主导即道之根本，配合即象之肤面世象。从更深远的背景看，在先秦儒、道思想中即以奠定此理路。“君子不器”，为士人立身品次之所在与自我提升之所向。“君子务本”，“先立乎其大者”，纵要求士人坚实立定与现实世界之本源，闻价值秩序之发端，方可顺遂地通达由此展开出来的各种道之层次变化。这也就是朱熹所说的道是本，器是末，道不离器；理是本，气是末，理在气中；性是未发之体，情是已发之用，心统性情，道统性理。这样的文以载道精神，是从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到陆游、辛弃疾等历代学人所共通，也是从二程到陆象山所共通，这在笔者《人文理想》一书“人文梦”中均有表述。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自觉、自尊与自重的文道之魂，在朱熹学说中屡有闪现，力求从人的气象与格调上去打通道与文，性与体的载道之美。

   那么，文以载道，我们终究要载的是什么？以彼之见，道之折射人类社会，即趋善从流，文明有序，安全存在之必然。人自身无是非，乃天赋本性之需求，实规律使然谓安全有序存在。然后天因素之侵扰，加增人人各异之变化，环境之影响，是非善恶之多寡，呈现善恶美丑之意念，遂变万事万物之变化，世象万千。如是，一人善念旺盛必伏恶念之咒，反之亦然。然学道通道之人，明规律之真貌，析善恶之精髓，通是非之明理，则可将善念发挥极致，压恶念无发挥之时机。

   往代圣哲，给善良二字下定义尝说：“善良是万物之所追求”，西方狄耀尼亦在《天主诸名论》中说：“万物之所欲，在得善良和至善”。故中国《孟》、《墨》也言：“可欲之谓善”。万物固有恒性，恒性即遵循规律而存，如动物吃饱不杀生，植物长成不扩散，河水有道不泛滥，山峰有绿不垮塌之理。万物之依规律存在，始安全有序存在，正如佛教倡导人类要戒掉“贪嗔痴恨憎”一般，依善性而存，不从恶念之断。但凡如恶念滋，结果是动物疯狂杀生，植物肆意泛滥，河水任意扩散，山峰随意垮塌，环境必遭毁灭，万物必临灾难。

   西方天主上智，主张随物的本性，配给所需。这也是很多西方信徒在用餐前和使用万物时为何要祈祷的原始，即感谢天主赐予食物和万物至我们眼前，这也可以理解基督教友之间为何其乐融融，心怀感恩，不滥杀滥用无度。因此他们在这一刻，善念主导，精神升华，忘却世俗，故能上智的聚谈，不含苦津，上智的同居，不生厌烦，却有喜乐欢愉。但若离开这一刻，回到现实，回到俗人尘世，他们又将面临俗人尘世般的喜怒哀乐之中，惟心底一念，惠泽心田，教友重聚，心田打开，善泉奔涌，悦愉眉梢。

   那么，我们如何能善。身融繁华俗世，凡我们的动因，产生外在效果，我们都将自身至善推动一个至善的效果，使外在的效果，效法我们自己至善的优点，越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越能效法至善的存在，完善自身。这正如我们古人常说，吃亏是福，善缘播去，善果终来。若我们人人能如此向外播放善，那么这个世界就和谐稳定了，人们就聚谈不含苦津，相处不生厌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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