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　龚：(生卒年待考)，东汉梁国宁陵人。

性慷慨壮烈，勇力过人，以善文记知名，有人请其捉刀写奏章，并照抄上奏，忘自载其名，以龚名进之，故当时有语：“作奏虽工，宜去葛龚。”

葛　玄：(公元164～244年)，葛洪从祖，字孝先，句容人(今江苏丹阳)，道教尊为葛仙翁，又称太极仙翁。著名三国时期吴国道士。

葛玄本琅琊人，后迁丹阳句容。高祖庐为汉骠骑大将军，封下邳侯，祖矩仕汉为黄门侍郎，父德儒历大鸿胪登尚书，素奉道法。故葛玄出身宦族名门。自幼好学，博览五经，十五、六岁名震江左。

葛玄性喜老、庄之说，不愿仕进。后入天台赤城山修炼，于桐柏山造***院，遇左元放得受《白虎七变经》《太清九鼎金液丹经》《三元真一妙经》等，后遨游山川，周旋于括苍、南岳、罗浮诸山。后汉室倾覆，三国战乱，于是删集《灵宝经诰》，精心研诵“上清”、“灵宝”诸部真经；曾嘱其弟子郑思远，在他死后将“上清”、“三洞”、“灵宝”中盟诸品经箓付阁皂宗坛及家门弟子，世世箓传。据说，吴嘉禾二年(公元233年)，葛玄径往阁皂东峰建庵，筑坛立炉，修炼九转金丹。

据称《灵宝经箓》传自葛玄，故后世灵宝道士奉他为阁皂宗祖师。《三国志?吴书》记载：孙权好道术，葛玄尝与之游，得权器重，特于方山立洞玄观。《舆地志》也有赤乌二年(公元239年)建立方山观的记载。北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封“冲应真人”；南宋淳皊六年(公元1246年)封“冲应孚佑真君”。

史籍《抱朴子内篇?金丹》载称：葛玄师事庐江左元放，受《太清丹经》三卷、《九鼎丹经》一卷、《金液丹经》一卷。葛玄又以其书并炼丹秘术传郑隐，郑隐再传葛洪。上述丹经均属“太清经”系统。考《太清丹经》即今《太清金液神丹经》，《九鼎丹经》即今《黄帝九鼎神丹经》，两者卷数亦同，皆成书于西汉末、东汉初，是现存道教最古的丹经，主讲金丹服食之道。又据《云笈七?洞仙记》载：“郑思远晚师葛孝先，受《正一法文》《三星内文》《五岳真形图》《洞玄五符》等。”考《三皇内文》本符书，与《五岳真形图》均为召神劾鬼之属，后归“洞神经”系统。在修持活动方面，道书还有关于葛玄能服术、辟谷，行诸奇法的种种传说。

葛玄历游灵岳、赤城，罗浮等诸山，从仙人左慈，受九丹金液仙经等道法。葛玄勤奉斋戒，感老君与太极真人，降於天台山，授葛玄灵宝等经三十六卷。久之，太上老君又与三真人，从官千万，命侍经仙郎王思真，出洞元大洞等经三十六卷，及上清斋二法，灵宝斋六法等。葛玄完全遵照太上老君的教导，修炼勤苦不怠，能遨游山海，分形变化，尤长於治病收劾鬼魅之术。《三国志?吴书》记载：孙权好道术，葛玄尝与之游，得权器重，特於方山立洞玄观。弟子郑隐得其法术。

葛玄一日对弟子张恭说：“吾为世主所逼留，不遑作大药，今当以八月十三日中时去矣。”到了这一天，葛玄衣冠整齐进入室中，卧而气绝，颜色不变。弟子烧香守著他三日三夜。一天，半夜忽起大风，声响如雷。风停再点燃蜡烛时，已失去了葛玄的踪影，只见他的衣服委放在床上，衣带都未解开。早晨问邻人，都说没有大风，大风只在这一个屋子里才有。葛玄已经成仙而去，证位太极左宫天机内相，道教中称为常道冲应孚佑真君，世俗尊称为太极葛仙翁。

葛洪内擅丹道，外习医术，研精道儒，学贯百家，思想渊深，著作弘富。他不仅对道教理论的发展卓有建树，而且学兼内外，于治术、医学、音乐、文学等方面亦多成就。

葛洪出身江南士族，少年时父亲去世，从此家道中落，家境贫寒，但聪敏好学，经常到山上砍柴来换取纸笔；成年后博通经史百家学说，尤以儒学知名于世。他性情沉静，不好荣利，尤喜神仙导养之法，自称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后从郑隐学炼丹秘术，颇受器重。后身经战乱，人世沉浮，深感荣位势利，有若春华，须臾凋落。乃弃绝世务，锐意于松乔之道，服食养性，修，习玄静。遂师事鲍靓，继修，道术，深得鲍靓器重。最后止于罗浮山养生修，道，著述不辍，以丹鼎生涯终老。

葛洪继承和发扬了道教理论：即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他全面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和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要求信徒严格遵守道教的戒律。主张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主张文章应德行并重，立言当有助于教化。他在《抱朴子内篇》中，系统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对其后炼丹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可助己长生成仙，亦可利济世人。他所撰《肘后备急方》《肘后救卒方》《金匮药方》《玉函方》等医学著作中，保存了不少我国早期医学典籍，记载了许多民间治病的常用方剂，其中有治天花等病的医学史上现存最早的高载，对结核性传染病的认识，也比国外早一千多年。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特性及治病作用等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除此之外，葛洪在文学上的造诣非常高，能够开辟一代崭新的文学风气。

在过去传统意识中，文学及文章的地位是低下的。在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精神影响下，与政治有关的王道治术被放在优先的地位，文章只是雕虫小技，微末之道。在道德优先的儒家伦理主义思想影响下，德行为本，文学为末，立德重于立言。在文质关系中，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坚持朴素的本质优先论，文饰不可先于本质。在道学与文学关系中，文以载道是普遍的意识，言以尽意，文以载道，文章只是工具而已，道学才是目的。这种传统观念至今还是一种主导意识，包括许多文人都自觉不自觉的遵守这一原则，致使文学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贬低和扭曲，也使作品的文学价值得不到保证。而葛洪则意识到了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发出了震聋发聩的一声呐喊，将这笼罩千载的黑幕划破了一个裂口，使人们看到了一丝真正的文学的闪光。

汉朝风气，重经术而轻文艺，至曹魏之世，此风始破，曹氏父子，兼擅文学，雅重诗赋，曹丕更著《典论》，从理论上为文学张目，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开“文学的自觉时代”之先河。儒家传统，重视三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是也。曹丕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是将立言著文与立功建业并重，这对于以诗赋为"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抬高了文学的地位，但是同文章于事功，对于提高文章自身的艺术价值意义不大，仍有以文学为政治之工具的嫌疑，何况他尚未脱儒者之旧习，还是认为立德重于方言。真正意识到文章自身的价值，将之与德行并重，自晋葛洪始。

以文章为精，以德行为粗，这一主张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葛洪的这一观点并非故作大言，哗众取宠，而是有其根据的。德行虽然也属于精神范围，但其高下主要在道德实践之中体现出来，因此属于“有事”，容易判断，而虽然人对道德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是在道德标准方面相对来说还是容易达成共识的，因此“优劣易见”。文章尽管在内容上表达的也是现实事物，但在形式上纯粹属于精神领域，相对于德行而言，文章的不确定性确实更为突出，其体微妙，难于定规，而且由于众口难调，在审美方面的主观性又使文章高下的标准更加难于统一，因此很难判定一篇文章的艺术价值到底有多大。这种现象古今中外都容易见到，一部作品有人将之捧上天，也有人将其贬入地，往往发表见解的人都是名家，使人一时不知去就。

葛洪还对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的说法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文章之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还特意追溯文章的原本意义，将上天垂象、鹰负八卦、龟背六甲、虎炳豹蔚等自然之文与唐尧虞舜之尊称、周文王周公之谥号、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等与圣人有关的人事之文结合起来，说明文与文章的重要性。他认为“文之所在，虽贱犹贵”，文饰能够提高事物的价值。这种将文章与天道自然联系起来的思想至齐梁而大盛，梁简文帝萧纲、刘勰等人皆发扬其说，使“文”的价值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葛洪的这一思想非常重要。文饰与本质的关系问题也是儒道两家长期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道家强调保持先天的素朴的本质，全真保性，自然自足，反对外在的雕饰，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五音令人耳聋”，“有机物必有机心”，外在的文明只能伤身害性，对人没有任何好处。而儒家则强调文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认为礼乐教化和伦常分际相对于原始的浑沌状态是一种提高，人只能且只应作为一种家庭和社会的人存在，担负起的自己依照某种社会角色所应当承担的职责，人只能在社会关系中存在，相互往来和相互交换都是必要的、合理的，反对道家那种逃避社会、离群索居、“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思想。孔子对此持中庸的态度，他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主张文和质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不以质害文，也不以文害质，将先天的美质与后天的文饰结合起来。

葛洪学兼道儒，在修身养性方面，他主张依照道家的原则，见素抱朴，不为物役，天真自然，不事雕饰，而在经世治国方面，他又赞同儒家的方式，重视教化，抬高文学，认为虎豹之皮胜过犬羊之皮，文饰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合理的、进步的、有宜的。葛洪认为，如果只是保持先天的本性，完全不要文化和文饰，则人类就会和动物没什么两样，人类文明就无从产生。他在《诘鲍》篇中集中表达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对鲍敬言好古非今、重自然而轻人伦、尚混同而贬分殊的思想进行了有力地批判。他指出：“子若以混冥为美乎，则乾坤不易分矣；若以无名为高乎，则八卦不当画矣。岂造化有谬，而太昊之暗哉！”葛洪其实并非为君主专制辩护，他攻击鲍敬言也不在其无君之论，而是攻击其反对社会进步、主张复古倒退，推崇自然浑沌、敌视人类文明的错误思想，他是为人类文明辩护，为社会秩序辩护。

在文胜于质的思想引导下，葛洪又对传统的本末观念指出了质疑，大胆提出了“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的新观点。中国传统意识习惯于将对待的两方分为一主一从，而不惯于使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即便是自然的存在，也非要搞出一个上下尊卑不可，譬如天尊地卑等等。而本末这对范畴本身便是不平等的，重本轻末是自然的观念，以本末而论古今，自然以古为本，以今为末，厚古薄今亦属当然，以本末而论文质，自然以质为本，以文为末，重质轻文亦不为怪。葛洪则对本末的尊卑意义提出了挑战，认为重本轻末、扶本抑末未必足取。他指出，本末只有先后之分，并无尊卑之别，譬如“锦绣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云雨生于肤寸，江河始于咫尺”。在这里，葛洪不仅反对本末尊卑论，还暗示末胜于本，“雏凤清于老凤声”，因为锦绣之华丽胜过素地之质朴，珍珠之贵重过于水中之蚌母，美玉之价值远逾山间之石璞，江河之滥觞怎比下游之行橹！因此葛洪提出“文章虽为德行之弟，未可呼为余事也”，以文章为德行之弟，颇有意趣，正说明即便二者有先后之分，也是基本上平等的，有如兄弟。

总之，葛洪批判了传统的对于文章的偏见，将文章提至与德行平等的地位。他认为“德行文学者，君子之本也”，将二者并称为修身之本。这对于崇德轻文的传统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葛洪不仅力求提高文学与文章的地位，还对文章的选材和创作方法颇有独见，他在《辞义》篇中集中表达了这些观点。当时流行一种自然主义的观念，以为“乾坤方圆，非规矩之功；三辰景，非莹磨之力；春华粲焕，非渐染之采；蕙芬馥，非容气所假”，万物皆以自然为美，因此“至真贵乎天然”，文章也不外乎此道，亦应浑然天成，不假雕饰，随意挥洒，不滞于物，因此判断文章优劣的标准也是“义以罕觌为异，辞以不常为美”。这种文学观念要求自然自成，不假外物，其风格也自然是标新立异，不与人同。葛洪对这一观念不全赞同，他认为文章须有为而发，不能凭空而至，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中楼阁，难见其实。文章离不开文人的构思与选材，不可能象日月星辰那样自然而生，水至清则无鱼，片面强调自然和空灵就无法写出文章。文章离不开材料，不能是没有内容的纯粹形式，否则就是无米之炊，巧妇难为。

葛洪认为，构成文章的材料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判微析理”，二是“斟酌前言”。文章须有待而成，所谓言出有据，这种根据不是自天而降，而是源于作者对外物的观察与思考，即所谓“判微析理”。文章有感而发，没有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真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就无从见其幽微、知其玄奥，如此则写出的文章不是空洞无物，便是人云亦云，缺乏见地和新意。葛洪的这一观点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精神。

文章的取材除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之外，还须借助于前人的言论和文章，即所谓“斟酌前言”。葛洪认为，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是不可忽视的宝贵财富，借鉴和取资这些财富对于创作文章是十分必要的，那种片面追求个人见解、害怕借鉴他人会丧失自己的风格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一个人再聪明，也不可能一生下来就会遣词造句，学习和借鉴前人是完全必要的，个人风格的形成也离不开吸收和汲引前人的特点，创新只能建立在创造性地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一味的求新、单纯的独见恐怕就会落入怪异一途，不可能使人产生新鲜感。

在文章的选材方面也能体现出作者的才思和风格，尽管任何文章都离不开对已有语言的利用和对前人之说的借鉴，这些因素对于后人表面上是同等的，任何人都可以加以利用，但是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有效地发掘前人留下的财富，“梓豫山积，非班匠不能成机巧；众书无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慧眼识真金，妙手著文章，只有英逸之才才能很好地采集和利用材料，从而写出绝世华章。

即便是同样的材料，也未必产生出同样的文章。正如“总章无常曲，火庖无定味”，个人的风格总是会体现出来，完全相同的材料让不同的厨师来做也会有不同的味道。因为主宾的选择、前后的步骤不同，文章的清浊妍蚩也就不同。因此正如一个高明的厨师善于用最简单的材料做出令人称奇的美味一样，一个真正出色的作家贵在用简明平实的语言写出绝妙的文章。那种认为只有覆盖千里的寻木才能用于建筑大厦、只有用人所罕知的鬼神之言才能著成文章的想法是十分错误的。